對拆遷維權成功不能報太多的希望，基於它本身的不確定性

“以案説法”是廣大被徵收人在瀏覽各法律服務公眾號時經常能夠看到的小標題。

用法律的標準來衡量拆遷補償的公平、合理與否，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以案“不”説法，説説別的，或許對於開拓被徵收人的思路，確立正確、先進的維權理念和目標，有着更為積極的意義。

1、成功案例：1個60平米2居變3個100平米3居2005年，張先生在某市區承租了14平米公房，後為居住便利又自建了6平米房屋，與他的小兒子小張共同居住。

2008年張先生因病去世。

2009年，涉案房屋被列入當地舊城改造項目範圍，面臨拆遷。

因拆遷補償標準過低，僅僅為補償一套60平米的兩居室，小張對此難以接受。

他的想法是要3套房，自己和兩個孩子各居住一套。

然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拆遷方自然不會同意這樣的補償要求，雙方始終未能簽訂拆遷補償協議。

一晃到了2012年，市房管局向小張下達了拆遷行政裁決書，並在小張不在場的情況下直接將裁決書貼在了牆上。

小張的夫人發現後沒當回事，就給收下來了，這樣起訴期也過了。

5個月後，拆遷方向人民法院申請了強制執行，一紙強制執行決定書徹底擊醒了小張。

他決定聘請專業的拆遷維權律師幫助其維權。

律師介入後經過一系列專業運作，最終為小張獲取了3套100平米麪積的3居室，小張的補償訴求完全得以了實現。

那麼試問，律師是怎麼做到這一切的呢?

2、律師“不”説法：拆遷維權的成功是一個動態、不確定的事件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這起案件中所涉及的法律問題，是極為複雜、多樣的。

比如公房權利的繼承、補償問題，6平米的自建房是否能夠獲得補償，非訴執行的問題等等。

但這裏要與大家分享的，是律師的代理思路。

接案時，首先面臨的緊迫威脅是司法強拆。

那麼怎麼辦，先要想辦法把執行中止掉——找出法定事由來，讓執行行為暫時停止，從而化解強拆的危機。

當時律師採用的辦法，便是訴拆遷行政裁決違法。

前文提到，起訴期限早已經過，又怎麼辦?此時，行政機關將文書張貼在小張家牆上的行為就派上用場了，這意味着行政機關並沒有依照法定程序送達這份裁決書。

律師正是通過這一細微的程序性瑕疵作為切入點，成功阻斷了強拆的步伐，説服法院對本案予以立案。

最終，面對訴訟期間的拖延，開發商完全頂不住遲遲不能開工建設而導致的資金方面的壓力。

在法院搭建的溝通平台上，雙方很快就達成了拆遷補償協議，上述圓滿的補償結果也就此誕生。

真實的案例講完了，有心的朋友不難發現，這裏面可供探討、質疑的點非常多。

比如這個送達程序不合法的問題，的確客觀存在，但如果僅僅以這樣的一個點來作為法律籌碼，訴裁決書的官司是很難取勝的，甚至有可能根本立不上案。

畢竟究其實質，這份裁決書還是“送達”了小張的，只是小張自己沒有法律意識，坐以待斃錯過了起訴期間而已。

而如果小張所面臨的拆遷方足夠強勢、強硬，直接強拆就完了，那麼小張也很難有什麼辦法“阻擊強拆”。

也有朋友會問，若是拆遷方不急着用地建設，跟小張慢慢耗着呢?答案就是，那律師也沒辦法，小張這3套100平，怕是隻能在夢裏實現了。

綜上，我們不難理解，徵地拆遷維權是一個動態的、可變的事件。

所謂事件，在法律上有其特殊的含義，就是不為當事人的意志所決定的。

比如説死人，就是事件，誰也無法精確控制這個事情。

拆遷維權也是一樣，是一個“盡人事，聽天命”的過程，時也命也，結果就會大不相同。

從本質上説，拆遷維權就是被拆遷人與政府或開發商之間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的一場博弈。

因此，經過努力最終能夠獲取多大幅度的補償結果的提升，這是一個難以預測也無法預測的問題。

現實中，一些被拆遷人對律師代理後的補償結果不滿，立刻就會把“炮口”對準維權律師一通猛轟，將責任完全歸結到律師無能、不盡心上，這是有失公允和理性的。

總之，作為被拆遷人若能明白上述道理，就能做到在維權中始終把心態保持好，調整出一個相對合理的預期來，並對各種結果都做好坦然接受的心理準備。

某種意義上説，這本身就會助力於拆遷維權，為被拆遷人提供實實在在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