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權轉讓能否由受讓人作出？

債權轉讓能否由受讓人作出?

允許受讓人作為通知主體的實益。債權轉讓通知的目的是防止債務人錯誤清償。因應現實需求，在保護債務人的同時，應允許受讓人作出通知。受讓人所作通知應滿足內容、方式等方面的要求，促使債務人產生合理信賴。

合理信賴標準固然充分保護了債務人，但矛盾相伴而生：“合理信賴”對於當事人來説並非客觀確定之標準，即使受讓人提出的證據至為充分，債務人為徹底避免自身風險，仍有可能要求受讓人請讓與人作出確認或者交由法院裁決，程序上的拖沓似乎與本文所提“允許受讓人通知有助於債權高效流轉，促進受讓人權利實現”之觀點相沖突;換言之，如果允許受讓人作出通知，但結果仍是債權轉讓通知的效力需待讓與人或者法院一錘定音，那麼賦予受讓人通知資格有何實際意義?

澄清上述疑問，需對受讓人作出通知這一行為的法律意義進行更為細緻的觀察。籠統地講，受讓人作出債權轉讓通知，意在使債務人受其拘束，但條分縷析，此種意涵可細分為三方面：

其一，受讓人作為新的債權人進行權利的宣示和主張;

其二，受讓人提示債務人不得再向讓與人履行;

其三，受讓人請求債務人向其履行。本文以為，這三方面的意涵反映了受讓人在實現債權這一目標下的多種細分利益，但每種細分利益對債務人的影響並不相同，決定了法律保護受讓人與債務人權益的平衡點當相應區別。

首先，“受讓人請求債務人向其履行”是通知對債務人施加的積極負擔，其影響是造成債務人財產的減少，因而關涉債務人的核心利益，須對債務人予以充分保護。前文闡述的“合理信賴標準”着眼即在於此：在債務人未對受讓人所作通知產生合理信賴之前，債務人可拒絕向受讓人履行。

其次，“提示債務人不得再向讓與人履行”是通知對債務人施加的消極負擔，意在提高債務人對謹慎確定履行對象的注意義務。收到債權轉讓通知後，債務人至少不應肆意無視通知而草率地向原債權人履行，此為理性人之常情，也是誠實信用原則對債務人的內在要求，所以該注意義務不應以合理信賴為前提。具體來講，受讓人通知到達債務人後，即使債務人對通知存有異議，也不得輕易再向讓與人履行，否則該給付不能消滅其對受讓人的債務。就此而言，受讓人作出通知具有保全債權的作用。

最後，但可能最為重要的是，自受讓人角度觀察，通知是其宣示和主張權利的手段，而權利宣示和主張僅因受讓人的自由意志發生與完成，與債權轉讓通知係為防止債務人錯誤清償之目的無涉，亦與債務人是否合理信賴無關。這意味着，受讓人作出通知，即生權利宣示和主張的效果，並取得與之相伴的利益。實踐中，這種利益典型體現在訴訟時效上：訴訟時效從債權轉讓通知到達債務人之日起中斷(《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9條第1款)，訴訟時效中斷既屬債權主張之後果，則不受債務人對通知提出異議的影響;也就是説，只要債權轉讓真實，訴訟時效中斷的時點就應確定為受讓人通知首次到達債務人之日，而非債務人對通知產生合理信賴之時。可見，允許受讓人作出通知，受讓人可取得兩個時點之間的期限利益，而此無疑助益於債權的保障與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