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捕不訴為什麼那麼難？

1. 不捕不訴案件的基本情況先來看高檢院公佈的全國檢察機關2021年不捕不訴的情況。

2021年1至11月，全國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不捕率為30.6%，同比增加7.8個百分點，不起訴率15.5%，同比增加2.4個百分點，訴前羈押率為44.2%，同比下降3.3個百分點。

數據的背後，是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功效的逐步顯現。

整體看，不捕不訴率雖然有所提升，但提升緩慢，30.6%的不捕率遠遠低於其他國家，15.5%的不訴率，提升空間更大。

我們看，不訴率只提升了2.4個百分點，不及不捕率提升的三分之一。

原因主要在於，不捕之後，只要起訴到法院，判了實刑，還是可以收監的，但是如果不訴了，萬一案子出現其他情況，比如犯罪嫌疑人犯新罪等，就面臨錯誤不起訴的困境，如果不是特別明顯的、可以不起訴的案子，檢察官的一般原則是，能訴的就訴。

2.適用不捕不訴慎押的案件範圍最高檢苗生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提出，從政策定位和案件特點出發，實踐中以下幾類案件應成為適用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點：

一是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輕刑案件;

二是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但系過失犯罪，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等;

三是認罪認罰，沒有其他惡劣情節的;

四是未成年人、老年人、在校學生、重大科研項目關鍵崗位的科研人員、沒有社會危險性的企業經營者等。

結合適用範圍，再來看一組數字：

我國判處3年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罰案件，從2000年的53.9%升至2018年的76.8%，再到2020年的77.4%。

結合2021年15.5%的不起訴率，不難看出，絕大多數輕刑案件都做了逮捕決定，訴到了法院，並且也做了有罪判決。

也就是説，實務中77%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輕刑案件，除特殊情況外，理論上都可以不捕，但至少40%以上的案子還是做了逮捕決定，高逮捕率的結果自然是高起訴率。

3. 不捕不訴難的原因一邊是“不捕慎訴慎押”政策的推廣，一邊是不捕和不訴率的尷尬場景，而且這種尷尬局面短期看，並不會明顯改觀，原因如下：

(1)重刑思維抬頭尋釁滋事罪、非法經營罪等兜底條款被使用的頻率不斷提高，重刑思維越來越多的運用在生活中。

當出現新情況時，不是先讓子彈飛一會兒，而是着急忙慌的“刑事他”。

這種思維推動下，公安民警和檢察幹警很難把“不捕慎訴慎押政策”入腦入心，也很難放開手腳。

(2)“謙抑性原則”失守刑法是社會最後的防線，保持謙抑性，是刑法的基本品格，只有窮盡了所有手段，還不能很好解決矛盾，並且有法可依的情況下，才能啟動刑事程序。

但是，目前謙抑性越來越少被提及。

筆者在檢察院工作的時候，討論經濟犯罪案件，大家常常會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謙抑性——能不入罪就不罪。

但是，現在，積極刑法已經形成共識，逮捕、起訴、有罪判決，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3)標準不明，權責不一被案子餵養的檢察官，辦案能力毋容置疑，但是為什麼他們輕易不做不捕、不訴決定?

雖然有明確的“不捕不訴慎押”政策，提出了適用的重點案件類型，但是並沒有出台相應的標準，也沒有對依刑事政策作出不起訴決定的權責關係進一步明確。

每一個案件都有其特殊性，到底什麼案件不捕，尤其是不訴才是合適的;

如果做了不捕、不訴決定，犯罪嫌疑人犯新罪或者發現漏罪等，是否對不捕不訴案子就認定為錯案?

是否要對承辦檢察官追責?

如果是，他們還有動力不捕不訴嗎?

(4)過於嚴格的考核制度一方面想降低居高不下的逮捕率和起訴率，另一方面又對檢察官不放心，怕他們亂用不捕不訴之權，不信任的結果就是，考核制度與刑事政策導向背道而馳。

不捕不訴案件向來是評查和考核的重點，而且還會被反覆考評、多次考評，多級別考評。

作為普通的檢察官，在嚴格到讓人望而生畏的考核面前，首選當然是一捕了之，一訴了之。

筆者瞭解到，有檢察官因為一個案子做了不起訴決定，被反覆調查數月之久，反覆做説明，反覆講道理，反反覆覆向不同級別不同單位的調查組，證明自己的清白，久而久之，抑鬱了。

一項好政策的出台，需要配套的實施細則和具體的執行標準，更需要與之匹配的考核激勵機制，否則，只能是曲高和寡無人應，無法落地，也難以達到預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