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不能構成貸款詐騙罪，是否能夠構成詐騙罪

　貸款詐騙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任何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構成，單位不能成為本罪的主體。刑法規定貸款詐騙罪的主體是自然人，單位不能構成本罪的主體是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
一、法律規定，對單位的懲處只有罰金一種方法，如果要給一個機構上刑，怎麼上呢。單位包括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卻是在用國家的財政撥款來繳納罰金。這實質等於國家的自我懲罰，將國家的金錢從一個口袋掏出來，卻又放進了另一個口袋。再者，國家機關一旦繳納罰金，又勢必影響其正常運作，這對國家職能的實現和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都是極其不利的。國家為了維護機關的正常運轉又不得不再次向受過懲罰的機關下撥財政資金，這一過程又無形之中給相關財政機構增加了負擔，而犯罪機關本身卻似乎並未受到實質性的損害。這樣的刑罰根本起不到教育和懲誡的作用，成為一種玩笑和擺設，成為對刑法科學性與嚴厲性的莫大諷刺。
二、自1987年我國刑事立法認可“單位犯罪”這個概念以來，實踐中出現了一些按條文規定應該認定為國家機關犯罪的案件，如丹東汽車案、泰安汽車案等。但是從這些案件的處理結果中不難發現，對於此類案件，執法、司法機關往往不是去分析和追究犯罪機關的罪刑和責任，而是熱衷於追究有關領導或主要負責人的刑事責任，從而使相關法律法規被束之高閣。這不僅説明這些法律條文形同虛設，實質意義不大，更説明了追究有關領導、負責人的刑事責任就已經能夠解決所謂的國家機關“犯罪”的問題。有學者乾脆指出，那些貌似機關犯罪的案件，實質都是機關負責人或負責人與一般人員為謀求不正當利益而實施的自然人犯罪。司法實踐中追究國家機關的刑事責任會遇到許多難以逾越的障礙，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怎樣既達到懲罰機關的目的，又能維護機關，保證其以後的正常運作。但我們的司法機構又不能勝任懲罰者與保護者的雙重身份，面對這樣的困難，它們習慣性地無奈地選擇了迴避，將犯罪直接定性為自然人行為。